脑瘫游戏主播：流量的猎物与弃儿

脑瘫少年王涛没想过，一条60s的短视频，会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2018年8月，一则名为“靠两根手指成为‘王者’，脑瘫小伙街头代练游戏”的视频，在微博上流传。视频中的王涛，以脑瘫患者常见的看起来有些扭曲的姿势，坐在厦门市中山路街头，脚上穿着拖鞋。他的右臂不自觉地抬起，手指向下蜷曲着。手机被他简单地摁在膝盖上，好像随时会掉下去，他用左手的两只手指，在屏幕上用力地滑动。

王涛一边操作，一边吃力地回答视频拍摄者抛出的问题：“（每天工作）七八个小时、王者（段位）、（月收入）不到一千……”

这些关键词，拼凑出过去半年王涛的街头代练生涯。他的业务是陪玩和代练王者荣耀，陪玩一局游戏5元，代练则视段位难度收费。

图 | 王涛打游戏中

在代练前，王涛的收入来自乞讨和捡垃圾。他总结出技巧，要去美食街乞讨，因为别人在吃东西，不急着走；现在年轻人出门基本不带零钱，向年纪大些的人乞讨成功率更高。最顺利时，王涛一天能要到50元。

与之前比，王涛更喜欢代练这份体面的工作，“通过直播打游戏，可以证明我智商没问题”。由于王涛异于常人的体态和语言，他常被人认为是傻子。这是对脑瘫患者的误解，智力正常的脑瘫患者约占群体的四分之一，脑瘫和智力障碍并没绝对的伴发关系，却让患者在社会中饱受歧视。

找不到工作，王涛发现了代练这条新出路，8月12日，他的代练视频出现在网上后，王涛马上把它转发到朋友圈，配文“希望能火”，“火”意味着摆脱现状：在街头流浪的王涛，已二十多天没洗过澡。

他的愿望成真，这个视频很快上了热搜，播放量突破百万。厦门本地的媒体对王涛进行了专访，紧接着，两家游戏直播公司找到王涛，希望与他签约。

一家公司开出3000元的底薪，要求王涛每个月得刷到1万元的礼物，不包食宿；另一家公司提供的待遇是底薪5000，为期3年，提供住处，并告诉王涛，市场缺乏励志型主播，他需要做的就是打好游戏。

王涛没有太多犹豫，选择了条件更好的后者，签约的当天下午，他就搬进了新家。王涛家当不多，只有一个双肩包、几件衣服和一双运动鞋、拖鞋，总价不到100元。

新家是酒店式的公寓，十三四平米，单间带卫生间，王涛马上拨通亲戚的电话，连问对方好几遍：“你看到我的房子了吗？可大呢！”看到热水器、空调，王涛第一反应是询问电器耗不耗电，得到否定答复后，他迅速洗了一个热水澡。

第二天，王涛开启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。作为游戏主播，王涛的工资由底薪和提成组成，每个月播满150个小时，理论上可以拿到5000元的底薪，提成按照直播间产生的礼物计算，公司和平台收走70%，主播拿到30%。

开播的头三天，王涛迎来高光时刻。公司花了不少广告费，把他的直播预告放在平台的推荐位，将王涛称为“王者单手大神”，直播间涌进了四千多人。

王涛第一次感到自己融入了集体。为欢迎他入职，公司还组织了一场友谊赛，比赛现场很热闹，王涛能感到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。交流结束后，两三个同事一起走过来，拍着他的肩膀，笑着说“今后就是朋友”。

王涛和一个16岁的主播同事投缘，当时对方还没租到房子，就在王涛的公寓借住了一个月，“晚上睡一张床，人家不嫌弃我。”王涛坦然地说。有人向王涛借500元，他也爽快答应了，这是王涛第一次借钱给别人，他觉得自己和其他人“越来越平等”。 

入职后的第二个月，扣除税费，王涛收到4800元工资，他马上拿出1500元，准备转给大姨，而不是他的亲生父母。

1996年出生的王涛是河南人，家里有一个哥哥、一个姐姐，父母是四处做小生意的走贩。

出生几个月后，王涛被医生诊断为脑瘫，穷困的父母自顾不暇，将他寄住在大姨家。王涛很少见到父母，回父母家“像走亲戚，坐一会就走”。

由于肌肉无力，王涛11岁才学会走路。在此之前，大姨大概每周一次，会背王涛去院子里晒太阳。15岁时，王涛在大姨努力下，终于进了村小读书，同班孩子年龄都比王涛小，每到下课时间，一群男孩子围住他，谩骂、推挤，闹剧的频率高到让老师失去耐心。

有一次，几个男生冲着王涛脸上喷水，他睁不开眼睛，扶着墙去办公室找到老师，努力描述事情经过，老师只抬头撇了王涛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继续批改作业。王涛浑身湿透，觉得自己委屈又可笑。

他在村小只读了一学期，因为学校不愿再接收他，理由是别的孩子经常看王涛，不好好上课。“我想上学，但不想去学校。”王涛说，“学校里没有人喜欢我。”

表姐给王涛买了台二手的点读机，200块钱，他把里面的三字经和唐诗宋词反复学了很多遍，在他看来，用点读机学习比在学校效率高多了。王涛也发现了自己的新大陆——一家黑网吧，他每天在网吧里泡五六个小时，看别人打游戏，偶尔自己也打。

但王涛只有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可以灵活使用，右手常不受控制，电脑游戏常需要两只手操作，一局几分钟的游戏中，他需要不断调整身体位置，浑身抽动，五官扭曲。熟悉一款新游戏，王涛要比其他人花费数倍的时间，好在他有的是时间。得到表姐退下来的诺基亚，王涛也花了半年多，才能熟练打字。

2013年，大姨家娶了媳妇，他不想再给大姨添麻烦，自觉地回父母家住。父母很少主动和王涛说话，家里拍全家福，从来没有他的位子。2014年，家人要去厦门打工，王涛也想去，妈妈以“出租屋住不下”为由拒绝了他。

家人离开后，王涛第一次觉得自己无处可去，在大姨、表姐家辗转，“下一顿去哪吃”成了每天最沉重的问题。大姨给王涛妈妈打电话：“你们不带着他，是想让他饿死在家里吗？”

王涛妈妈最终同意带王涛去厦门，离家前，姐姐带他办身份证。那一年王涛20岁，他从没过过生日，拿到证件时，才知道自己出生在1996年。

2016年1月，王涛随家人来到厦门，妈妈建议他去乞讨。王涛不甘心，在网上浏览了几百条招工信息，终于看到一则没要求“身体健康”的，那是家电子厂，管吃管住。王涛抱着一丝希望，第二天独自坐了两小时公交车来到工厂，可刚到门口，他就被保安赶了出来。

之后，王涛又尝试看门、网管这类似乎不需要动手的工作，多数时候，招工方甚至不给他开口的机会。应聘均以失败告终，一个月后，王涛接受现实，拿起塑料碗，开始在中山路乞讨。

乞讨加上捡垃圾，王涛攒下一些钱，买了部799元的新手机，代替快要报废的诺基亚。

那段时间，王涛还认识了个同乡女孩，对方在奶茶店工作，有时会给王涛买份10元的快餐。两人熟悉后，王涛觉得喜欢上人家，在微信里表了白，他没有说“我喜欢你”，而是说“我想喜欢你”。女孩回复王涛，自己有男朋友了。这件事让王涛消沉了一阵子。

为排解郁闷，他迷上王者荣耀，“每天打游戏，没时间想乱七八糟的事”。

跟王涛之前玩过的所有游戏一样，起初他没法正常操作，拖了队友后腿，常被人举报，甚至被封号。王涛不服气，一闲下来就练英雄，花了半年，王涛打上王者段位。王者荣耀当时的用户规模突破两亿，游戏内按战绩分段位，王者是最高段，一度只占全部玩家的3.19%。在中山路一个店主建议下，王涛决定发掘这项技能，开始摆摊代练，同时直播。

带给王涛成就感的这份工作，很快遇到阻碍。和所有在中山路摆摊的小贩一样，王涛常被城管驱赶。

一次，城管没收了王涛的广告牌，他想要拿回来，双方僵持不下。争执中，城管动了手，一巴掌扇在王涛脸上，他跌坐在地上，眼泪夺眶而出，“好多人看，但没一个人管我”。

祸不单行，2018年7月，王涛的妈妈生病，准备回老家医治，退掉了租住的房子。王涛感到有点不甘心，不愿回去。父母没有多劝他，只留下300块钱，让他自己“找地方住”。

父母离开后，王涛开始在街头流浪。他白天捡垃圾，晚上摆摊。收工后，王涛和七八个流浪汉一起，去商场找一张长椅过夜。

附近最便宜的房子，一个月要800元，为尽快租到房子，他能省则省，到了饭点，就去美食街，在餐桌上找没被收走的剩菜。

对于王涛来说，租不到房子的原因不仅是缺钱，看到他的样貌，很多房东不愿意租房给他。流浪十几天后，在另一个店主的担保下，王涛终于住进一间三平米的棚屋，月租250元，只有一张木板搭成的床。

棚屋没水没电，夏天晚上太热，王涛干脆睡在街边的长椅上，直到那个视频爆火，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每天至少5小时的直播时间，比王涛想的要疲惫。他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，身体常不自觉抽搐。每个月有一周，王涛还会被安排在凌晨12点到6点直播。

对于游戏主播来说，吸引粉丝一靠竞技水平，二靠有趣的直播间氛围，王涛水平不差，但在高强度的竞技中，他只能靠两只手指操作。由于语言障碍，王涛没法在直播时和粉丝交流。多数时间，直播间冷冷清清，偶尔有粉丝夸奖王涛的操作，他只能简单打字回复“谢谢”。

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常在打字的功夫被对手击杀。公司的运营只好在直播间添加提示语：“主播脑瘫后遗症，不会说话。”

为解决这一问题，公司承诺给王涛安排专职的解说，一直没招到合适的人，便没了下文。为打破尴尬的气氛，王涛试着在直播时放动感的背景音乐，甚至放岳云鹏的相声，收效甚微。

王涛着急了，如果无法成为大主播，三年后不能和公司续约，他可能又会回到原点；“别人可以回去读书、找工作，我只能接着睡大街。”

王涛每天按时上下班，一周七天从不请假，但观看他直播的人数停留在三百左右，他每个月的礼物收入，只有一两百元。

12月，公司领导频繁找王涛谈话。他明白自己没做出成绩，签约时领导口头答应的五险一金，他识趣地没再提起。2019年1月，由于王涛流量过低，公司把他的底薪降到1000元，并收回了入职时赠送他的直播手机。

成为主播后，王涛吃饭不是点外卖，就是到公司附近的小店点餐，开销比以往大。发现工资不够用，王涛不想再麻烦家人，权衡下，他借了笔2000元的网贷。

2月，王涛自己的直播手机坏了，觉得手机是让他翻身的工具，他又借了5000元，买了台二手iPhone，“不能心疼钱，反正有工资，可以慢慢还”。

拿到新手机后，王涛尝试自救，联系到几个人气不高，但声音甜美的女主播，自己掏钱请她们做解说，每小时15元。直播间虽然涨了几百个观众，但礼物数量仍不足，入不敷出，王涛只好放弃这个方式。

“请些人气大的女主播或许会有用，但公司当时已经完全不管我了。”在王涛看来，公司在断定他火不起来后，就任由他自生自灭。王涛寄希望于像去年夏天那样再火一把，他白天上班，晚上又回到中山路摆摊代练，同时用公司的账号直播。

可那个月，公司以直播时长不够为由，停发了王涛的工资。后台显示，那月王涛的直播时长超过200个小时，超过规定时长，但公司认为，王涛的摆摊直播是个人的行为，不该算在工时里。

王涛拿着当初和公司签的文件去法院维权，对方告诉他：他签署的主播协议，不是劳务合同，没有法律效力。王涛在那一刻明白，“他们是在蹭我的热度”。

很快，公司撤掉负责王涛的运营，频繁找他谈话，暗示他自谋出路。王涛忽略暗示，每天照例去公司上班。同事们都尽量避免和他说话。

王涛成了公司里的隐形人。有次，一个主播抢占王涛的直播间，王涛去找管理人员理论：“粉丝多可以为所欲为吗？”对方态度冷淡，只让王涛明天再来。

导演阿仁和王涛是在他摆摊时结识的。

阿仁有一个患有脑瘫、常年卧床的哥哥，基于哥哥的经历，阿仁准备拍一部表现脑瘫患者生理欲望的短片。王涛是阿仁心中的主角，阿仁告诉王涛，这部片子一定会改变他。当时王涛的直播收入几乎为零，每月还需还一千多的网贷，他把这部“或许能火”短片当做救命稻草。

片子在3月正式开拍，拍了一周，王涛拿到一千多块片酬。忙于拍戏，那个月王涛的直播时长不足150小时。他知道公司开除自己只是时间问题，尝试找新出路。

王涛联系到了之前采访他的记者，请对方帮找“稳定的工作”。记者对接到一家公益机构，机构愿帮王涛制定救助方案。双方约定了见面的时间。但这天王涛已答应阿仁去补拍戏，犹豫后，王涛选择了阿仁。觉得愧疚，王涛没再请记者帮忙，救助的事最终搁浅。

6月，短片制作完成，在香港首映。阿仁带王涛去了展映现场。展映结束后的交流环节，阿仁告诉观众，这是王涛第一次拍戏。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，这是王涛人生中第二次高光时刻。观众接着问阿仁拍摄的初衷，阿仁回答，这部片子致敬、献给他的哥哥。

王涛在一旁垂下头，想起了自己的家人。之前姐姐结婚，他很想回家看看，但家人并没有让他回来的意愿。

由于短片尚未公开片源，王涛期待的改变并没有发生，在香港短暂停留后，他回到了厦门。

不久，王涛所在的公司正式倒闭，此时，他已经近半年没收到工资。与公司解约时，王涛讨要拖欠的工资，公司当场拒绝，提出要收回王涛的公寓。王涛觉得 “底薪5000、为期3年”的承诺，写进了当地报纸，即便没有法律效力，也有据可查，他当场报警。警察协调的结果是：他无法要回工资，但公司得延期一个月收回公寓，让王涛找到新的住处。

王涛没想过回家，更不想去找当时在厦门做快递员的哥哥，“他有自己的一家四口要养。”王涛说。

在好心人帮助下，王涛在距中山路20多公里的集美区租了间房子，房租不到四百元。他每天搭地铁去中山路“谋生”，残疾人能免费坐地铁，这为王涛省下一天的饭钱。

但网贷的催款短信把王涛压得喘不过气，通过摆摊和捡垃圾，他只能维持生存。王涛放下维持近两年的自尊，重新向路人乞讨，他觉得翻身的唯一办法，“就是再火一把”。

为增加曝光量，王涛尽量延长摆摊的时间，直到8月的一天，他被路边的一个疯汉砍了一刀。

被砍后，王涛拖着受伤的胳膊转身就跑，血流了一地，随即瘫倒在路边。路人帮王涛叫了救护车，半小时后，他被送到医院。

医生建议立刻动手术。听到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，王涛感到绝望。警察先联系王涛身在厦门的哥哥，告诉他不需要付医药费，只用来签字，哥哥表示不愿意来；警察又联系了王涛在河南的妈妈，妈妈说自己还在住院。最后，医院同意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，给王涛动手术。在受伤近三小时后，王涛才被打了全身麻醉，送进手术室。

虽然手术顺利，但王涛一直担心医药费太高，他负担不起。一周后，医生直接告诉王涛，可以出院了。王涛虽然疑惑，但没敢多问。

出院后不久，王涛在路边看到睡着的疯汉，立即报警。两人被带到派出所。王涛的妈妈这时也从河南赶到了厦门。警察希望双方可以和解，妈妈态度坚决：要么赔钱，要么判刑。在王涛印象里，这是妈妈为数不多为自己出头的时刻。

可疯汉身无分文，还被查出肝癌晚期。最终，派出所放了疯汉，警察们凑出3000块赔给王涛母子。妈妈拿走一千，返回了河南。

几天后，王涛对时不时在街头出现的疯汉有所忌惮，也踏上回家的列车。这是王涛时隔三年第一次回家，“脑瘫少年代练爆红”的故事，周围几乎没人知晓。手臂上那条十几厘米的伤疤，成了王涛远行的唯一印记。

在家待了三个月后，王涛发现自己低估了网贷利息和违约金的增长速度，欠款很快逼近1万。老家没有挣钱的机会，想尽快还钱，王涛再次回到厦门。

他重新租住在集美区，白天捡废品，晚上帮人代练，虽然每天的收入只够吃饭，但王涛觉得只要他人在中山路，就有翻身的机会。

直到疫情爆发，王涛的希望彻底破灭。中山路陷入停摆，王涛被困在出租屋里，大姨打来两三百块生活费，王涛囤了一袋米和一些蔬菜，靠一袋火锅底料捱过一周，然后在超市买了两箱方便面。方便面吃完后，他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。

居家隔离时，王涛只接到过老客户下的三个陪练单。熬到2020年4月，王涛本想开工，但没了游客的中山路，冷冷清清。失去收入，吃住对王涛都是大花销，他发现自己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。王涛只好卖掉游戏账号，换得两千块，买票回家。

这一次，他断了不切实际的念想。到家后，立即去残联寻求工作机会，对方留了王涛的电话，至今没有消息。

欠下网贷的事，王涛没和家人提过，他断定说了也于事无补。每天，王涛都会收到催款短信，提示他征信记录会影响子女入学。王涛苦笑：“我这样的人会有子女吗？”

他又回到了来厦门前的状态，在亲生父母和大姨家两头住着，除打游戏外无所事事，常随意搭上一辆公交车，绕着县城漫无目的地闲逛。

只是在厦门的四年，让王涛一度以为，自己成了故事的主角。